很想写一写孙静轩

王霁良
  很想写一写诗人孙静轩,写一写他的精神。
  他是我的山东老乡,后来到四川工作,当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作为晚辈,我无缘得见,但并不妨碍我想写一写他,尤其是在他离开人世之后,有一种情怀硬要我提起笔来……
  评论家邓荫柯曾评价说,“孙静轩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他的激情和才能,他的奔放不羁、正直狂傲的人格,他那些浸满血泪、闪耀着电光石火的诗篇激动了、点燃了多少挚爱诗歌的灵魂!瘦弱的身躯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他那单细的骨骼具有难以想象的硬度和承受超强重压的刚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诗人中的诗人。” 很早的时候,就在刊物上看到过他和济南的文友孔孚、徐北文、任远的合影照片,心想中间这矮个子,这个妄图当生活老师的人,就是孙静轩啊,瘦瘦的,梳着大背头,浓密的八字胡,果然是个倔老头儿。
  《孙静轩自传》开篇就说“上帝降我于人世是一个错误。他让我诞生于一个不幸的时代和一个不幸的家庭。因此,命运注定我要受苦,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后来这个“背着十字架走向地狱”的自传就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诗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根据地读小学,13岁参加八路,立志要做一个左派。1958年“反右”,他亲眼看到那么多不应该是右派的人成了右派,愤愤不平,那年他28岁,血气方刚,自认为根红苗正,在公开场合说:“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结果话说过不长时间,他就被补打成右派并被押送到长寿湖农场改造,一去四年,回来妻离家散,一贫如洗。但就是这样,诗人还是想当左派,“文革”初期跃跃欲试,在批斗会上上台扇过一位小说家的耳光,但在后来看到运动整死那么多正直的人,他缩手了,人到中年也让他渐渐看透世事,开始有了反思和反省。
  有人说“马克思把资本留给了西方而将论送给了东土”,中国极左路线接连不断,使得那个年代的文人多还是左派,像昌耀那样受了一辈子难的诗人一生也是左派立场,但孙静轩转变了。1980年他发表长诗《一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诗中写道:“然而,我们毕竟是人/我们的大脑毕竟还有思想/我们终于发现我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以为在建造社会主义大厦/到头来才知道盖的是另一座可怕的教堂……”那个年代写这样的诗歌虽不至于是死罪,但也是很要命的,诗人因为这首诗“受到严厉批判,随又一度沉默(《孙静轩自传》)。”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诗人,孙静轩决不是那些诗界遗老或平常辈的诗人所能及的,性格使然他为人为文都走了极端。他的诗道出了令人震惊的东西,凝聚了残酷的真实性,也凝聚了不屈的精神。在言论没有解禁的情况下,诗人敢于站出来抨击时代,敢于去证实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以前瞻性的眼光放眼未来,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警世之作。1998年,诗人自费出版了长诗《告别二十世纪》,以掘墓人般的姿态抨击世纪末,长诗洋洋洒洒、酣畅淋漓,“是的,我发现/所有的教义所有的主义所有的宣传/都是诱惑都是陷阱都是圈套/都是美丽的诈骗”,他在《*********流浪在萨拉热窝》中这样写道:“尽管教科书上写得清清楚楚/他觉得所有的记载都是谎言”,而现在很多人知道的一点点可怜的“真相',不都是从“教科书”洗脑而来的吗?
  诗人战争年代战场上杀过人,从背后开过枪,主流的说法自然是他立过功。当那个青年最后一次回过头来,“恐惧而又哀怨的眼睛望着我”,诗人愈老愈不能释怀,在自传里甚至不承认参加革命,只说当过兵。诗人的反思彻底、决绝,令人敬佩。美国作家奥布莱恩在小说《如何讲述真实的战争故事》中说,“真实的战争故事从来就是没有道义的。”某种意义上讲,那个挨枪子的青年也是无辜的。
  从诗艺上讲,孙静轩的诗歌有粗糙的成份,但诗人还是自奉甚高的,2001年春在成都杜甫草堂接受采访时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只有我”,“我的诗超过了杜甫”。诗人曾对桑恒昌的早期诗作不感冒,有过这样的说法:“桑恒昌写诗有些年了,不客气的说,流于小技巧小俏皮小机智。”这一评论显然有失偏颇,评论家樊发稼、章亚昕等就有不同意见,樊认为“孙静轩的断言绝对不符合事实,他对于诗人桑恒昌几首悼亡诗以外的大量优秀诗作的轻蔑藐视、一笔抹煞,对于桑诗卓异艺术成就的肆意贬低,是没有什么依据的,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口无遮拦,出言无忌,诗人时常得罪人,但他是一位真人、真诗人。2003年6月30日,诗人寿终四川,葬于长松寺公墓,墓草含青,日斜影长,诗人活着的日子很累,作为省作协的副主席,也得自费出版自己的诗集,远不如这儿夜夜谛听夜莺,谛听地下的潜流,每日每夜迎来鲜花压枝的黎明。诗人虽已辞世,但他是能够在未来长远活着的诗人,他写出了许多预言式的作品。
  ——他靠思想活着……
  精神上的孤儿啊,墓碑上的钢笔,又在写什么?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败,——这就是孙静轩!
 
(发表于 中国诗歌流派-论坛-诗歌评论,2014-3-11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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