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否该重新命名

——“汉诗焦点讨论”(一)征集评论

 
  中国“新诗”缘于新文化运动,脱胎于文学革命。在这两起划时代事件即将次第迎来100周年之际,中国诗歌流派网决定发起系列“汉诗焦点讨论”。
  首次讨论焦点——“新诗”:重新命名该不该?如何称谓更科学?欢迎诗歌界同仁和各位会员踊跃参与。具体要求如下:
  1、请各位见仁见智,有理有据,本次讨论“依据”附后供参考;
  2、应征评论文章请发至“诗歌评论”栏目,勿在此跟帖;
  3、请在文章标题前注明【新诗命名】字样;
  4、截稿日期:2014年5月15日,为期两个月。如讨论热烈将适当延期;
  5、本网将对有建树或有特色的文章推荐到《诗歌周刊》和纸媒发表,《诗日历》摘要选登。
 
 
附:本次“汉语诗焦点讨论”依据
 

  2013年12月1日,在杭州《诗建设》杂志社和海南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举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上,诗歌评论家徐敬亚认为,新诗如今已走过将近百年的历程,百年了就不应该再叫“新诗”。“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时的意义上停止使用”。因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骨架,而且传统诗词和新诗在现在的语境中已经不是“对立的他者”。
  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诗歌评论家江弱水提议,在“新诗”即将到百年之际,应该给予更确切的称谓。诗人、翻译家汪剑钊认为,可以用 “现代诗”来替换掉“新诗”。“如果只叫‘诗歌’的话,跟传统诗词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如果我们用‘现代诗’的概念来替换一下,也许更可行一些。”
  但也有与会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新诗”的叫法之所以一直被沿用,是因为新诗“一直没有完成”,“始终处于寻求变化的过程中”。而且,如果仅仅因为新诗到了百年而去更换一个名字,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性。或者说,即使有必要,也并不是那么迫切。因为与更换名字相比,这样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如何写出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如何让诗歌与时代、社会产生共振,并保留自身的诗意?(见《文艺报》2013年12月6日黄尚恩的《诗人应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凤凰文化《洞见》2014.1.9 第28期韩庆成的《年度诗歌观察:站在新诗百年的门槛上》)
 

  “新诗”是20世纪初对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中出现的一种新诗体的命名;其主要特征是废除旧体诗形式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更为复杂的真情实感。
  据此,当初或称其为“白话诗”、“新体诗”、“白话韵文”等(分别见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不过,“新诗”这个命名最普遍,并且延续至今。
  继而,相关的称谓还有“现代诗”、“自由诗”等。“现代英诗语境中的自由诗术语出现于1908年”(见李国辉《英美“自由诗”术语的谱系:1908-1919》)。“现在一般认为,自由诗始于惠特曼。他的《草叶集》于1855年出版, 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开端, 也可以说是自由诗的开端。”1950 年,奥尔森发表《投射诗》“是将自由诗理论化的一次重要尝试,并另创了个名称“投射诗”(见傅浩《自由诗》)。在中国,前者始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后者从“五四”前后的胡适、周作人、郭沫若等先驱诗中已经开始流行。可见,自由诗是白话文学领域中的先行者,它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和五四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
中国诗歌流派网
201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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