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走向现代,“歌哭”的南北漂移

--论柳忠秧“新楚骚”诗派的“歌哭”文化基因

周瑟瑟
  中国诗歌复兴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个过程,我们谈论诗歌复兴,到底怎样复兴?其实有很多路径可走。我只从几位诗人的个案来谈。
  我们现在看屈原,会觉得他是中国诗歌里面一个大灵魂,大灵魂里有人类诗性最耀眼的光芒,不管过了多少年,他总还在天空闪耀。
  到了当代,与我们关系比较近的诗人与作品,还有体温的诗人与作品,莫过于昌耀,他有一颗大灵魂,他出生于湖南,属于“楚骚”文化体系,然后他的写作又投入了大西北的荒漠之中,他的诗歌是从历史的炼狱里煎熬出来的诗歌,他是典型的苦难人格,其精神里有屈原式的悲壮之美,这是“楚骚”文化从南向北的漂移,具体落实在一个大诗人的人生与作品里。
  还有两个同时代的诗人骆一禾与海子,他们英年早逝,诗歌兄弟同具自古以来的诗歌悲壮精神,在一个文化与社会转型的时代,如两颗流星划过夜空。他们两人中海子出生于安徽,骆一禾出生于北京,均在北方写作,逝于北方,其诗歌中有一个“歌哭”的基因,把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诗歌推向了语言狂欢的高峰。
  到了当下,“楚狂人”柳忠秧作品呈现出的“歌哭”文化,语言高亢激越,情感穿透时空,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众人都在嘻笑时,柳忠秧却在“歌哭”。这是中国诗歌久违了的“歌哭”,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个安徽籍诗人杨键,去年推出了长诗《哭庙》,也是属于以“歌哭”引起众人惊讶的作品。
  柳忠秧正以“新楚骚”诗派进行诗歌复兴。他生于湖北,却在岭南生活与写作。他是完整的屈原诗歌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长诗《哭长江》复活了屈原,复活了中国诗歌“歌哭”的传统。他的写作把屈原的“歌哭”文化向南漂移了,我们这块土地浸泡了太多的“歌哭”,我们民族基因里的“歌哭”既是悲壮激越的又是自由狂喜的,而诗性,成了我们的文化性格,更是我们诗歌的音乐基调-情感基调的一部分。
  “歌哭”文化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声调,先有“歌”才有“哭”,“歌”是诗性大发时的忘我吟唱,“哭”是情到深处的大悲大哭,是诗人真实的表情之一。中国诗歌百年来基本丧失了“哭”的功能,“歌”也快没了,现代性改造让人变得麻木不仁,让诗变得呆若木鸡,想一想,如果一个人连“歌哭”都没有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技巧与手法,那又有什么意义?
  杜甫的“歌哭”令人怀想,稽康的“歌哭”尤在耳畔,屈原的“歌哭”肝肠寸断,海子的“歌哭”是火车辗过肉身留下的尖叫,骆一禾的“歌哭”是太阳光芒的断裂,昌耀的“歌哭”是低廻雄壮如野牛狂奔的鼓声。
  柳忠秧“新楚骚”的“歌哭”是当代诗歌在众人喧哗中孤独的独白,是长江水在浑黄中旋转翻滚之声,在太阳光下的愤怒咆哮。
  他发出了一种别人不敢发出的“歌哭“,别人羞于“歌哭”,在他这里成了诗歌情感的复调,他的《哭长江》是一场精神的“歌哭”仪式,也是“新楚骚”的一个基调,以“歌哭”代替了所有的技巧。试想一个人在忘我地“歌哭”时,他还顾忌哪些“诗歌技术”, 柳忠秧舍弃了技术性的写作,他的价值取向与众人不同,他投入的“歌哭”已经把自杜甫、屈原以来的传统漂移到了现代,发出了现代的声音。他的诗歌也可以理解成一种诗歌的现代音乐,是人类在悲伤时发出的音乐,读他的长诗很容易让我想到湖北的编钟,轻轻撞击,发出远古的回声清脆如玉帛。
  与古人不比较。还是看海子与骆一禾,他们的诗歌是反技术性的,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三代诗歌的浪潮中,对词语与技术的改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海子与骆一禾的诗歌写作却是在史诗与个人化抒情上一意孤行,悲壮的诗人给历史总是留下了孤寂的背影。
柳忠秧现在所走的也是一条孤寂的路,他不同的是正面介入了现实与时代,他与海子、骆一禾不同的是他的文化处境更加的喧哗,他内心的静寂要以诗歌的“歌哭”来回应现实的喧哗。所以,他的“歌哭”要更大声,他的“歌哭”需要现实的合唱,那么,“新楚骚”诗派的合唱生正逢时,必有真情感与大灵魂磅礴而出。
 
2014年3月26日夜于北京树下斋
 
(发表于 中国诗歌流派-论坛-诗歌评论,2014-4-6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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