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之烈与文明之殇

——评赵思运诗集《一本正经》

赵目珍
赵思运被认为是“中间代诗人”中有突出影响的诗人,其实我更愿意称道他在中国诗坛上的独树一帜,因为从诗人的品质来看,独立诗人这一身份更加重要。
赵思运的诗带有明显的先锋气质,或者说具有一种极端的现代性,这使得他在中国诗坛上以独具个性的诗风迥异于当今诗坛的其他诗人。他的个性化主要表现为:
(一)注重口语化叙事,但这种口语化叙事又是切合特殊的历史语境及其诗歌的戏剧化面孔的;(二)注重调侃、戏谑、冷幽默以及反讽的表现方式,与历史中的现实始终保持“敌意”,或至少持一种低调介入的方式,“静观其变”的诗歌比较少;(三)在主题上多表现个体或时代的荒诞性,尤其是对于历史中的藐小个体或者所谓的“大人物”,多以带有情色化、暴力性的叙事来进行“实证”或“校勘”;(四)在题材上,既注重个体和文化经验的重要性,也注重“无限驳杂的现实这部社会文本”,以现有的具有颠覆性的张力十足的“文本”为诗是其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
有论者认为赵思运的诗很黄,很暴力,有很强的冲击力,但这只是看到了其诗的表面。其实,赵思运诗的黄与暴力之下,埋伏的是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批判。他对制度和文化有着挑剔的眼光,往往解构掉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态和场景,让人感受日常的深刻,如《传奇》《孤独的牧羊人》《广播》《花妮》《新生报到》;有时也以黄或暴力的细节性铺张来故意烘染悲剧的宏大,让人心头不安,如《丽丽传》《阉,或者去势》;有时虽然很“黄”,但又十分注重美感,如《萨福的小乳房》《我的中世纪生活•牧羊人的妻》。他的诗属于口语化风格,但亦能张弛有度,与所要进行的叙事保持同一节奏,有时还留有余白悬想,让人回味其中。与其他诗人相比,赵思运的先锋是一种烈质的先锋,它让读者远离想象逻辑,同时赶走了玄学与象征,从话语上直接接榫那些被溶解了的然而又若合符契的感能与认知。
赵思运的很多诗歌叙事刺穿了原审美中的乡土文明。作为一个乡土出身的诗人,地方性的文化乡愁不可回避。然而,赵思运一反深沉、朴质的抒情范式,而代之以“绝情”“狠毒”的知性叙事,对“乡愁”的内核作了无情揭穿。这是一种揭伤疤式的叙述,是对乡土文明的嘲讽与笾祭。然而,他之用意绝非只为你献上乡野之“粗鄙”,而是试图让人当代人省思,抑或唤醒那些仍在迷醉中沉沉睡去的人,他们正如《尾气》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对“汽车放的屁”有重大发现的二傻子被撞死之后,仍然在“使劲地嗅着那种莫名其妙的香味/喷张的鼻孔/像马鼻”。如果说这种文明之殇还掺杂着当时的人们对当年新事物的好奇,那么《传奇》则近乎一种对乡土文明的哀悼。踩耳屎的传说尽管是一种迷信,然而一旦遭遇悲剧性的巧合,这种报应不爽的观念何啻强大。《命锁》则更近一层,所叙的是基于对至亲之人如何逝去的文明考察,“四根木橛”成为挽救生命的力量,然而深陷幻觉之痛的亲人却希冀找到天堂中的“家”。于是,“就在昨夜/腹热肠慌的娘悄悄地潜入大雪纷飞的院子里/用铁锨挖出四根木橛/今日凌晨/阳光熤然/爹仙逝/赵西玉,享年九十有三”。
抛开这种“蒙昧”而又意味深长的文化上的情景推衍,再来看赵思运有大历史背景的一类写作。这一类诗歌常常有其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多以小人物的荒诞行径来曝露历史作为其境遇发生的荒谬性存在。《哪吒死了》一诗中的李松茂,“他挨村儿走遍山东省/哪个村儿的泥块都尝过/最后的结论是/房集的胶泥最好吃”;《赵老三的一生》中的赵老三,一个年纪轻轻、身强体壮可就是娶不上媳妇的人,一个与公羊相依为命的人,一个靠剥削公羊为生却活得不如羊的人,“公羊老了/对付不了母羊的时候/赵老三也不行了/他们相依为命地一直睡下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件,只有在特殊的历史附庸之下才能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些情事和人物的叙述,赵思运多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然而隐约之中却大有深意。他有意避开问题的尖锐和复杂性,不置可否,却让读者沉浸、沉思在了那静态或“静止了的”“死寂”的文明当中。此种叙述本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口语叙事用以丰富诗学内涵的方式之一种,然而却成为赵思运创作中常用的运行机制。当然,他并非以此来制造困惑,这本来就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文化考量,难得的是他将读者带入了对文明与历史的沉思当中。
 
(赵思运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论坛-诗歌评论, 2017-4-8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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