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冯乃超

 
简介:
 
  冯乃超(1901-1983),笔名冯子韬、马公超、李易水。中国现代诗人、作家、翻译家。
  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华侨家庭,祖籍广东省南海县盐步区秀水乡,今南海市盐步镇东秀乡高村。
  1918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先后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后改学美学与美术史。大学期间,他与李初梨等编写诗集《涟漪》。开始关注中国新文化运动,并与文学团体创造社发生联系,担任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联络人。
  1926年3月,在《创造月刊》发表具有象征色彩的组诗《幻想的窗》。
  1927年9月,应创造社元老成仿吾的约请回国,先后编辑、主编《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成为创造社后期的中坚。
  1928年1月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诗歌《上海》《与街头上人》,标志其诗风从低沉到革命的转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改革以创作为主的《创造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学理论,他在第二卷第一期《编辑后记》中说:“本志以后不再以纯文艺的杂志自称,却以战斗的阵营自负”。这一时期,他创作小说《Demonstration》(示威),戏剧《支那人自杀了》,翻译辛克莱的论文《拜金艺术——艺术之经济学的研究》、时论《国际政治的最近形势》,还编辑完成革命诗集《今日的歌》、戏剧集《县长》、短篇小说集《傀儡美人》等。受“左”的思想影响,他与鲁迅发生了一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文学”论战,他在《文化批判》上说“鲁迅这位老生”“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批判鲁迅是一个逃避现实的“隐遁主义者”。鲁迅为此先后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予以反驳。后在中共干预下,创造社、太阳社“认识”了自己对待鲁迅的偏激和错误,这一论战以向鲁迅道歉告终。
  1929年冬,由柔石陪同去鲁迅住所第一次拜访鲁迅。首次见面,鲁迅对他印象极佳。后在他与梁实秋的论战中,鲁迅专门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为他助战。与鲁迅的首次见面,对他影响至深。
  1930年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联合鲁迅和其他左翼文艺人士,筹建革命文艺团体“左联”。2月16日,他与鲁迅、冯雪峰、夏衍等12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成立“左联”筹委会,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他和冯雪峰一起参考苏联和日本左翼文艺团体宣言,拟就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大会通过了《理论纲领》,会后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执笔起草《协会简章》,编辑《抗战文艺》。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主管香港文化和统战工作,编辑《大众文艺丛刊》;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分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第一任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等职。
  1950年,叶剑英向中央提名冯乃超来粤工作,翌年初,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尔后历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和批斗,几年后获“解放”。
  1975年4月调离中大,赴北京养病和工作。同年10月,任北京图书馆顾问。
  1983年9月在北京逝世。
 
 
作品:
 
  《红纱灯》(诗集)1928,创造社
  《傀儡美人》(小说、散文集)1929,上海长风书店
  《抚恤》(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沪滨书局
  《冯乃超文集》(上、下)1991,中山大学出版社
 
  编选:
 
  《论中国文学革命》(论文集)编选,1947,香港海洋书屋
  《毛泽东颂》(诗集)编选,1948,香港海洋书屋
 
  译著:
 
  《芥川龙之介集》(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34,中华
  《某傻子的一生》(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0,上海三通书局
  《河童》(中篇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1,上海三通书局
 
 
评价: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冯乃超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迷惘、颓废到投身革命的转变,这反映在他的诗中,也反映在他的行动中。然而,当他更多地成为革命或者说政治的附庸以后,他的诗人身份逐渐淡化,他的个性创作逐渐被“左联”、“抗协”、“文委”等革命事业取代,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亦有历史的必然因素。今天,在他最初选择做一个诗人整整百年之际,我们是以一位诗人而不是革命者来纪念他——纪念他身上始终拥有的正直、良善的诗人品质。
——《诗歌周刊》
2018年2月10日

 
        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
——鲁迅
 
  (冯乃超)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是丰富的。
——朱自清
 
  这首颇有艺术魅力的小诗里,色彩、光调是诗人所要表现的核心。这种对色彩和光调的捕捉,是与诗人的心境联系在一起的。无边的暗夜里,亮着一盏红纱的古灯。这微小的一点红光,那么孤单,但正是这孤单的一轮光环,使全诗具有了聚焦点:用不着诗人再去发表什么感慨,这里面,生存的苦闷、狞厉,诗人的孤高自赏,都被这个意象暗示出来了。正像列宾所言:“色彩就是思想”。……这首诗准确地表现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对现实失望,而转人遁世式的“内心修炼”,他们既有孤高的一面.又不乏失意和彷徨。在那样一个丑恶的现实里,一个人有这样一盏内心的“红纱灯”,虽然算不上进步、勇敢。可也决不应鄙薄——如果我们能不抱偏见地将它置于特定时空的历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它高贵的一面!
——陈超
 
  初读冯乃超的《红纱灯》,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朦胧、恍惚的印象,仿佛一盏红纱灯在一片夜雾中若隐若现。这也是象征派诗歌的重要特点,是由象征和暗示的错杂所形成的一种审美效果。这是一首幽谧之诗,大概诗人的心境是寂寞和孤苦的吧,反映在诗中,就是一片影子般的迷乱和迷离的情采,有一种压抑的情绪上的苦痛。诗人自己似乎偶尔在这首诗中探出头来,又立刻退回到幽秘之中。诗中有一种诡秘之气,这是诗人心绪的外化和折射。诗人实际上在诗中无法完全隐藏自己,他总要在曲曲折折的句子里不小心露出一个眼神来。此诗中的意象就是诗人露出的眼神,殿堂、乌云、月亮、鬼魅、尼姑等意象都笼罩在一片晦暗之中,诗中的整体情境是晃荡的、不确定的,似乎是梦幻的,却又带着来自现实的挤压感。
——吴投文
 
  冯乃超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之所以极具艺术魅力,是因其诗作中独特的对忧郁、寂寥和烦闷的诗意化处理技巧以及在失望背后捕捉希望的美丽内涵。
——徐莉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创造社最后送出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贡献卓越,其中最年轻的冯乃超却被公认为是最具才情,创作出最多、最符合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所谓"味、色、音互相应答"诗作的诗人。
——张晶、全红娟
 
  中国象征主义诗人冯乃超的早期诗作,从多方面接受了魏尔伦诗歌音乐性的主张,其早期唯一的诗集《红纱灯》情调感伤,但已经抛弃了中国早期白话新诗的直白和李金发诗歌象征的晦涩,走向了象征主义的成熟内敛,向人们倾诉自己微微颤动的心灵的韵律,用流水般的和声,吟唱出忧郁的灵魂;用如梦如画的暗示,实践了象征主义的诗歌纲领。
——张智韵
 
  在中大,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连接着一幢小楼,据当时任中大党委办秘书杨倩回忆,这是冯乃超专门为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修的。当时陈先生眼睛不好,辨认道路有困难,出入散步有点麻烦,为了方便陈先生出入,冯乃超特意叫人修了这条白色的水泥路。此事也成为了学界的美谈。
——佚名
 
 
  是一员勇将。
——周而复
 
  冯乃超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忠贞不渝,立场坚定,正直无私,功成不居,埋头苦干兢兢业业,表现了一个优秀党员的优秀品格。在长期的斗争中,为中国革命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
 
 
自白:
 
1、第一次去拜访鲁迅先生,没想到先生推掉了一个重要的约会接待我,非常热情谦虚,从大事讲到花生,解除了我的思想压力。同先生的会见,使我一生受益,所以为人要谨记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2、我年纪愈长,愈喜欢高蹈的东西。梅德林——象征主义——三木露风……
 
3、谁都希望到前台表演,后台工作谁去做?谁都愿意到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谁做?谁都想领导别人,被领导的事谁来干?只要是革命工作,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
 
4、诗人、哲学家或艺术家的人生观或世界观,受他们的生存时代的、围绕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规定”,当人间依然存在着阶级的时候,任何人“他的生活感觉,美意识,又是人性的倾向,都受阶级的制约”,因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5、你们会见到小鸟停在树梢震落他的羽毛,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他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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