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于精神的都将上升”

——序江合诗集

张清华
大约一年多之前,盛夏时,我随诗人李少君兄参加一个活动,其间见到来自海南的林琳兄,也即诗人远岸。他将一个正在发育中的瘦瘦的少年介绍与我,说刚好带着儿子路经北京,遂一起来了。我注意到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有这个年纪难见的一种安静和礼貌,他一直静静地注视我们的谈话——即使是关于诗歌的枯燥话题,他也并无半点不适和焦躁。我有些不忍,暗示几位,我们照顾一下孩子的情绪,谈点别的。但没想到这样一说,远岸兄来精神了,他说,这孩子也写诗,他不会反感我们的话题的。
初时我未以为意,也知道这个年纪的孩子有不少是涉猎写作的,家长自然也愿意起个哄,将之当个特长来培养。但十有八九所写的,都是些语焉不详的东西,你也不能说人家孩子没有天分,但就写作的性质而言,实在只是一些“近似诗歌”的东西,通常是意绪堆积加修辞游戏的混合物,初时还有热情,后就渐渐烟消云散了,周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然而,当我认真打量一下这位叫做江合的少年的诗歌的时候,还是不禁被他的句子吸引住了。

泥土紧闭嘴巴是掩盖什么?

“太阳,明亮的光线/显然是障眼法/月亮的指纹很可疑……”“鸟儿在枝头唱歌/——难道是得手后的喜悦……”在这首叫做《一次推理》的诗中,我读到了准确而又奇异的诗意与想象,它将少年的奇警之思,与对这个世界的某种怀疑、期冀和判断,结合得如此贴切。很显然,江合的写作能力远超出了我寻常的判断,他让人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令一切忽视他的人心生惭愧的力量。
之所以绕道这儿,是基于我惯常对诗歌文本之构造秘密的一种理解。我以为,在初级的写作中,人的作用在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实际并不高,而词语本身的作用——经由陌生化的“强行嵌入”,因分行和中断等形式所派生的“词语的蒙太奇效应”,反而显得更重要。换言之,常常不是作者在写作,而是词语在“自动写作”。大量对于诗歌的误解即来源于此,某些具有通俗和流行调调的写作,其“蒙人”的秘密也在这里。词语的随机组合加修辞游戏,所产生的意义的滑动与不确定,极像是青春期“情绪的分泌物”,具有相似的不确定性。某些人正是将这些东西误以为是“诗意”,如果是出自未成年人之手,我们可以将之视作“青春期修辞冲动”的派生物;而如果是出自成年人,那我们就应该对之保有警惕;如果是出自专业的写作者,那么就是一种词语的欺骗术了。某些个曾暴得大名的流行诗人后来被诗坛弃如敝屣,便是出自这个缘由。

这给我们谈论少年诗歌找到了一个起点。我的意思是,“真正的诗歌”其实是不分年纪的,当年兰波十六岁便写下了他的传世名篇《奥菲莉亚》,“苍白的奥菲莉亚,你美如瑞雪,是的孩子,你在汹涌的河中葬身……”他以少年之身,居然称四百年前莎士比亚剧中的虚构人物奥菲莉亚为“孩子”。诗中他对于人文主义的理解,超越了时间、地域、历史和人性,也超出了一个少年所能够企及的一切,其旷世的广远、深沉、苍老,足以让一切虚度百岁时光的人感到惭愧。兰波传承了一切浪漫主义的遗产,同时又赋予诗歌以一种真正的现代气质,他甚至在人格上也刻画出了现代诗人的精神肖像。这表明,少年的诗歌并不必然就是“青春期的修辞冲动”、“词语的能指过剩的游戏”,而可以是有明晰思想和确切诗意的文本。
当我从这样的标准看江合,特别是他近一两年的作品的时候,我感到,他是可以放到“真正的诗歌”这一层面上来考量的。所谓真正的诗歌,即是确切的、有主观上确定的语义指向、有经得起细读的思想与艺术的含量,有可以细剖的内在形式与构造的文本。用如此苛刻的标准看江合,他也是可以站得住的。

乌云,是改革前的号角
蓝灰色的身影
铺天盖地地涌向这个城市
淹没了最后一桌光线

你能设想这诗句是出自2015年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之手吗?这是江合的《4月22日为乌云作》。他对于某一日自然界密布的景致,居然可以做出这般出其不意的点化,充盈着现实的坚硬与恍惚感。景物是确切的,意象精准而集中,他收拢与舒张、生发与提炼的能力真的令人吃惊:“水幕即将关闭这座城市/月亮被疾驰的车轮旋转成时间的鬓发/罪恶的空气/又期望什么呢……”“救赎,是天使的附庸/沉默者无权拥有”。我不能不说,这首诗所收纳的敏锐的现实感、包括对于自然的经验、对于无意识的触及深度,是许多成年诗人也很难达到的。它既经得起细读,又非由观念敷衍而成篇,可谓在感性与诗意的交织中自动绵延生发,言其臻于佳境,也不为过。
而且这样的篇章在他的诗集中并不罕见。另一首《致长城》更为简练和犀利,其直刺人性与历史的锋芒,更为迅捷和到位,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十四岁孩子的话语,非是读书过人者不能为之。“阴谋家们/站在山脚下//他们匍匐穿过英雄的骨骸//破败的龙/复活在他们心里”。这样的见识,让站在长城下所有成年的庸碌之辈和英雄才俊们,都可以一同心生惭愧了。这些诗歌的价值,在我看来还不止限于其本身,它们所呈现的,其实是一个写作者的境界和胸襟。它显示的写作动能的来源,不是源于内心的自恋自怜与自怨自艾,而源于一种广大的关怀,这种关怀与千年来中国诗歌的内在之物是息息相通的,只是将那种人格化和业已概念化的愁苦或悲催,予以了自然而然的改造——将之升华为了一种现代的荒诞与怀疑。这种怀疑有时还远远超出了一个孩子的心智的可能:

商人的歌声
颂扬破烂的道路
门狰狞在树根
这片土地
正腐烂在钢铁的怀抱

这简直是对于文明的凭吊了,这首《它》让人想起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想起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想起艾青的《太阳》,也想起海子很多耳熟能详的篇章。它再三真切地提示我们,江合是不可小觑的诗人。

显然,“诗意的确定性”是检验一个写作者的才能,检验一个文本是否真实有效的基本标志,尤其对少年写作者来说。如果说,外在观念可以帮助在某些时候“权且解决”一些难题,但从日常经验出发也可以抵达确切的诗意,那就不是一般的本事了。我的意思是说,在类似如上所举的诗歌中,假如确定的社会或政治性可以帮助本不确定的东西获得一种明晰含义,那么日常性的事物与经验的梳理,则更能够检验写作者的能力。在《春颂》一首中,我注意到江合触及了一个非常难于把握的主题:春。当年十九岁的根子在插队白洋淀的生涯中,在极左年代的疯狂里,表达了一个成人礼式的独立与叛逆主题,与他所处的“娼妓般的春天”的决裂,已是属于振聋发聩的天才之作,而江合又如何处理这样古老而易于落入俗套的主题?然而他成功了。
他先是用了极简练和跳跃的方式,将“春”所包含的生命、丰沛、青春,以及播种与劳作的种种属性与主题一一点到,用了相当具有“陌生感”的词语,将之一一编排梳理:“我从未忘记/你大理石般鲜花盛开的胸膛/你深如汪洋的眼睛//——这是不求上进的酒鬼酩酊的理由/不愿劳作者刻下碑文的时刻//你给予农夫肉体的深沉惩罚/给与这些可怜人,期盼的煎熬……”春的慷慨馈赠中,既有人间美景,也耕耘苦役,她带给人的苦乐悲欢都是互抵等值的。但这些似乎还并未超出常理,让人折服的是,江合随后居然触及到了一个最为核心的难题,即“我”对于这春天的态度:

我很庆幸
在年轻时  能目睹你轻快的一面
不至于  还未赞颂你的独裁

便沉没在行尸走肉般
四季的更替

仅从这几句看,我们就没有理由轻视这个少年,他正说出我们这些世故的成人也无法说出的语言,他对个人与春天、与四季的关系的理解,同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诗人相比也已经毫无愧色。他对于“独裁”、“行尸走肉”这样一类词语的处置,更是有出奇制胜之处。这就不是靠了飘忽的语焉不详和跳脱的含糊其辞,来支撑或敷衍诗意了,而是具有了成熟诗人一般的直抵要害与一击致命的准确。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画》一首中,他表面写了如画的乡村风景,但这风景是相对于“看客”而言的,换言之,只有看客才会将这乡村看作“风景”,而在少年的眼里,却是实在而悲凉的生存之状:“丑陋的孩子,被金色闪光的书/压死在他日夜耕作的土地上”,“大地上农民的呼救/湮没在画框的阴影中”——


知道这一切

这首诗可以颠覆多少将乡村视作风景的诗歌,让那些写作者无地自容。我必须说,江合使我作为读者产生出了一种由衷敬意,不止对于他的文本,更是对于他所持的伦理,一个真正写作者所必须保有的自省与悲悯、理性与良知。

但我不想只强调江合“成熟”的一面。对一个少年来说,还有许多无须逾越的东西更有价值。如果说诗歌是生命开出的花朵,那么这花朵一定也有季节的色调,有些想象与年纪一定有着对应的关系,只有年轻的兰波才称得上是“通灵者”的兰波。在江合的诗中,许多奇警的想象依然显露着与他年龄相匹配的童心与童趣。在《为草原所做》中,这种奇异的想象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乡下的路/太窄/山的灵魂/要侧着身/才来到草原”。短短几句,就把山地与草原的属性直观生动地呈现出来,“草原的路/太宽/白云之下/只有一棵树/树的旁边有一个矮胖的神/神左手拿着烤羊/衬衫的第二颗扣子敞开着”。真是“神来之笔”,草原上这位吃烤羊的人,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或土居的牧民,但他悠然开心、自在放达的样子,分明如同神仙。透过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刻画,江合实现了对于草原这一具有神性意味的存在处所的想象,也使这首诗获得了诗意的升华,有了难言之妙。
童趣与童心在江合诗中有多重要?我以为,不论他有多少成熟历练,他年龄的痕迹依然难以掩藏。类似“云托着腮帮/用柔顺的鱼钩/钓着土地”(《窗外》)“风扯开海的鳞片/垂手而立的房屋迎着星光低吼”(《骑士》)“阳光铲开大地/鱼的头盔熠熠生辉”(《鱼》)“夕阳被叶片摁低了头/它随我的呼吸上下颤抖”(《夕阳》)都是例子,其想象的诡奇与鲜活都称得上如今诗歌写作中罕见的“以意象胜”的典范,这些曾几何时曾专属朦胧诗的专利,如今在成年人的诗中似乎已不太能够成立,但在江合的诗中仍是精彩和有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它们与童年思维之间天然的契合与匹配。
我还想举出一首《迁徙》,来强调其感性与童趣的天成,

“云朵拖家带口
满世界奔走去寻找一个山头

或者沼泽”

——写到这里时
窗外有乌云啼叫

北风吹开的花
在清冷的喧嚣中
摇摇欲坠

这是自然带给他的灵感,一朵乌云携带着迁徙与流浪的本能,唤醒了写作者心中的遥想与憧憬。这是莫名的,难以言喻的,同时包含着隐隐担忧的憧憬,作者将之传神地描画出来,让人过目难忘。而且我注意到,这首诗最后特意留下了“2016.6作于课时”的落款,是想告诉我们,他既困于一个无法逾越的制度化学业、同时又有一颗云一般流浪的心,这样一番矛盾的心境,不由让人心生不忍,看到一颗困于笼中的童心的搏动与挣扎。
这也不失是一种纯真的可爱。

江合的一首关于红酒的诗,是我不能不单独提到的。其所以珍贵,在我看来倒与红酒本身作为饮品无关,而是他从一个世俗话题中升华出精神命题的能力,简直令人喜悦。“轻于精神的都将上升……”这首《轻于精神的》,于轻巧的跳转中出现了一个肉体经验与酒神精神之间互融互悖的命题。在我看来,江合以小小的年纪,已经可以体验酒神之妙,确乎不是一般资质。酒本身或许并无神性,但其妙处在于,它可以召唤酒神附体,饮者亦可经由这条林中小路而羽化登仙,所以江合说:“水对思想的浮力/不会上升//近视眼,瞎子/土地,绅士/不会上升”——

红酒……哦,红酒
它比空气重了太多
比精神
略轻一点

出产酒的葡萄、土地、人间的凡夫俗子都不会上升,但经由酒的力量,源自生命与自然共生的酒神会苏醒过来,会飘然上升,给人制造出种种妙不可言的幻觉与体验。这玄之又玄的命题,江合何以如此轻逸地拿捏与掌股,令人匪夷所思。与空气相比,精神似乎略重,但问题是酒本身,它重于空气,又轻于精神,居然能够是说得通的。
江合的诗还有难以尽述的好处,在这样一个年纪就写得如此成形、成熟,对于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挑战了。我留意到,他在最近一两年写下的作品与前些年相比,已有了质的提升,因此如何更进一步就显得不易。我不太相信“努力”和“刻苦”,提高功课的成绩或许可以依靠努力,但写出好的诗歌,实在是需要更多慧根。迄今为止江合所依靠的,可能依然是少年的才华,或许还有家学渊源的传承,他对于语言的敏感与直觉,这些从诗中都是可以看出的,但更长久地前进要靠什么,应该是专业的精神,更广博的阅读。只有“逾越少年”,他方能够成为未来的、应当是的那个江合。
童年和少年都是美好的,但诗歌之路愈向前行,愈有可能展露出其幽深和黑暗的一面,作为长辈和读者,便面临着一种矛盾:希望孩子的人生之路平顺,同时又希望其诗歌的道路渐愈深远,相信其能够平衡处之。
“轻于精神的都将上升”,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命题:一是精神虽出于无形,但却是有分量的东西,它最终不会虚飘散失;二是与精神相似之物很多,他们最初都具轻逸之形,但最终会分道扬镳。这是江合从酒之中所获得的启示,但在我看来也可以当作他自勉的座右铭。只要其与精神同在,诗歌的灵性与深度便不会丧失。
说了这么多,拉拉杂杂,言不及义或言过其实,惟愿聊作祝福,希望江合能够走出完美的人生之路,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

2017年10月6日深夜,北京清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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