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沙叶新

 
简介:
 
  沙叶新(1939-2018),回族,中共党员,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39年生于江苏南京,祖母、父亲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从小商贩到开回民饭店,直到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有两幢楼房。父亲执行不管政策,只要求做个老实人,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青少年时期,家里开炒货店,包炒货的旧书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他来者不拒、囫囵吞枣。
  1956年,读南京市第五中学高中,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开始创作诗歌。
  195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61年保送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读研究生课程。
  1963年在《文汇报》发表《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的文章,驳斥姚文元对德彪西的批判。但之后因此受到大量批判。这篇文章让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认识了他,因此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
  1965年创作出第一个剧本独幕喜剧《一分钱》。
  1974 年,写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边疆新苗》,被批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3月,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进行现场批判,妻子在医院临产。
  1978年发表剧本《好好学习》、《森林中的怪物》、《约会》,后者获上海优秀剧作奖。
  1979 年,发表剧本《兔兄弟》,获第二届全国少儿文艺创作三等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创作《假如我是真的》(起初名叫《骗子》)改编自真实事件,反响强烈。
  1980年,《陈毅市长》获文化部和中国剧协联合颁发的1980-1981全国优秀剧本奖、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82年发表剧本《以误传误》,获上海优秀作品奖。
  1984年,电影文学剧本《宋庆龄》获《十月》文学奖;电影剧本《陈毅与刺客》获第三届全国电视剧金鹰奖。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至1993年。
  1986年发表《寻找男子汉》,获第三届上海戏剧节创作演出奖,1988年12月获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作品奖”。
  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 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
  1988年12月,《绿卡族》获第一届“振兴话剧奖”优秀编剧奖。
  1991年,被选为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93年为打破终身制,主动弃职。
  1998年,《尊严》获文化部优秀剧目奖;应北京大学之约,为百年校庆纪念蔡元培而写《幸遇先生蔡》,2001年夏天创作完成,发表于2008年8月号《上海文学》
  1999年,《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被选入高校中文专业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1990年代,与诗人白桦、音乐家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界人士合资开过一家“三十年代大饭店”,兼做沙龙,办过许多文艺讲座和欣赏会。
  1990年代末应邀在电视剧《围城》中饰曹元朗。
  2018年7月26日,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79岁。
 
 
著作:
 
  《陈毅市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沙叶新剧作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沙叶新的鼻子:人生与艺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精神家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阅世戏言:沙叶新幽默作品50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尊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沙叶新谐趣美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自由的笑声》,学林出版社1999
  《阅世戏言:沙叶新幽默作品精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中国杂文——沙叶新集》,吉林出版集团2013
  《阅世趣言(天下文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张大千》,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
 
 
评价:
 
  他是当代极为可贵的剧作家、诗人、杂文家。他的剧作以敏锐艺术触觉感受社会问题,以开放立场展现前沿艺术实践,以个性底蕴坚守时代良知,身在体制内而无奴颜媚骨,在幽默诙谐中恪守尊严,抗衡低俗。他的诗不多,但均以多样方式彰显个性。他后期以杂文见长,直接表达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惊世骇俗,令大多知识分子相形见绌。斯人已逝,应该让更多的人猛醒,让其精神浩气长存!
——《诗歌周刊》
2018年8月4日
 
 
  我敬重的老友沙叶新老师溘然长逝,作为一名剧作家,他不仅贡献了杰出的戏剧作品,还贡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北村
 
  在当代杂文作家中,有几位颇有名气的剧作家,他们的剧作曾轰动剧坛,影响广泛,他们的杂文创作也出类拔萃、各有千秋,沙叶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沙叶新是十年浩劫之后由一出名日《假如我是真的》话剧而闻名遐迩的。《假》剧不仅显示出剧作家的思想开放,也同时表现出其不凡的胆识与文学才华。
——刘成信 
 
  沙老仙逝,互联网一片静寂,看不到几篇悼念文章。有约写稿,却因自身对沙叶新著作所读甚少,不敢贸然动笔。只好补课,友人推荐阅读《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读完大惊。这部创作于1987年、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奖、出版于1989年3月的剧作,罕见的没有那个时代伤痕文学、寻妈文学的主流文化印痕,反而有一种不下于周星驰电影、王小波小说的后现代式的诙谐幽默,令人在妙趣横生的阅读快感之中,捧腹之余,陷入深思。
——马小盐
 
  当代剧作家沙叶新戏剧创作产量丰富,质量较高,是公认的上海剧作家群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他的剧作在中国,乃至世界均引起很大的反响,并多次荣获国际、国家及上海市颁发的各类奖项。 沙叶新的创作成就是显著的,其关注现实、紧贴生活的题材内容,人物塑造追求平民化与世俗化的创作倾向,喜剧色彩浓厚的戏剧风格,标新立异、兼收并蓄的艺术形式以及注重观众参与、强化观演交流的戏剧观念等特色在剧坛上倍受关注。
——朱海华 
 
  从1993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起,上海东方电视台在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了一部题名为《心理魔方》的社会心理系列电视片。这部系列片以其颇具新意的内容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引起广大观众的浓厚兴趣和好评,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以至在街上人们遇见这部系列片的策划、编剧兼主持人沙叶新时,也纷纷以“心理魔方”招呼他
——高天 
 
  以"善作剧"为名的沙叶新先生,其戏剧一旦推出,往往会产生极大的轰动。但就目前来看,真正对沙叶新的戏剧创作进行的学理研究还并不多,其中还不乏攻击之词。倒是1980年代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显得比较客观。他归纳了沙剧创作的几个特点:"世俗性"、"现实性"、"喜剧色彩"等,尤其是"世俗性"的提出,把握住了沙剧的经脉。但"世俗性"这一词又显得不太准确,容易给读者带来贬义性的理解,且不能涵盖相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因此笔者想用另外一词来概括,即"狂欢化"精神。
——梁庆标 
 
  《假如我是真的》是70年代末由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三人共同创作的一部话剧,该话剧有力的控诉了"四人帮"对知青思想的毒害,讽刺了党员干部中的不正之风。本文从话剧的题目入手,从真的真,真的假,假的真,假的假这四部分内容出发,对剧本的人物形象,编者的思维逻辑进行创意解读,发现这部剧中还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意蕴绵长。
——朱林玉 
 
  他的创作大都直面现实,既有紧扣时代脉搏的政治色彩,也有反映百姓生活的平民化倾向,并且多对社会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艺术上,沙叶新的戏剧以语言风趣幽默的喜剧特色吸引了一定的观众;而在文化身份上,他既是十七年戏剧文学时期“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戏剧创作观念的传承者,也是一名打破狭隘现实主义戏剧,率先将戏剧变为老百姓的娱乐,突破了“文革”时期众多人为“禁区”的新时期作家。
——陆娴
 
  在文艺家群体当中,剧作家的杂文创作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新时期由戏剧创作转入杂文创作的杂文家,黄宗江、沙叶新、魏明伦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杂文有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他们以真性情、真人格、真语言,将人生舞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杂文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呈现出来。三位剧作家高扬理性批判精神、强调民间意义、关注底层文化、以多样的取材和独特的视角加之理趣、诗性之美的语言来撰写杂文,这些特点在当代杂文界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金莹 
 
  当代剧作家沙叶新为人十分坦荡,……作品以戏剧为主,多有争议,得过奖,也挨过批。编剧以前叫作剧,指九天以为证,他绝不是恶作剧。”笑能化解一切,笑能感悟一切,笑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沙叶新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笑面人生,这正是他乐观、积极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
——闫四稳 
 
  时期以来,沙叶新以独树一帜而灵动多变的社会世俗喜剧,契活了上海观众的审美心理,从而声誉日隆,名播海外,人称沙是海派戏剧的梨园班首,他本人也以“善作剧室主人”自谓,自信与潇洒不言而喻,在近作《尊严》中,沙叶新“摇身一变”,着实而激昂地“严肃”了一回,批评界也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击节称赞。
——刘平
 
 
自白:
 
1、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2、对上海男人印象很多是误解!上海男人绝对不是像中央电视台小品里演的,像巩汉林表演的那种上海男人形像,那么畏缩和猥琐。说话嗲嗲的,戴着眼镜的,瘦瘦的、娘娘腔的,好像是同性恋似的。不是那么回事。问题是两种价值观,问题是侬从什么角度去看上海男人。我认为上海男人很可爱。
 
3、沉默可以不可以?不撒谎,不表态,保持沉默可以不可以?最重要的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4、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软骨头、墙头草和说谎者。知识分子精神简言之就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精神。
 
 5、独立讲的是品格。独立苍茫,天马行空,不依不傍,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有所作为,有所不为。不作工具,不当奴才。不接圣旨,拒不遵命。自由讲的是思想。敢想敢说,敢爱敢恨。只相信科学,只服从真理。不因“舆论统一”而放弃己见,不因“保持一致”而违心表态。绝不容许侵犯思考的权利,誓死捍卫心灵的自由!
 
6、知识分子的精神在上一世纪的前半世纪,还存在。而在后半世纪,则基本丧失,只在80年代末有过昙花一现,随即便瓦解冰消,荡然无存。在这以后的20年知识分子更加萎靡、谄媚、虚伪、堕落。知识分子从未像今天这样的不像知识分子,我是指精神。当代的中国没有雨果、没有萨哈罗夫,没有马丁?路德?金,没有哈维尔,也没有鲁迅、蔡元培、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顾准。将来很难说,至少目前没有。
 
7、中国封建专制数千年,光靠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想把头脑里的封建思想垃圾清除干净,是过于轻敌,过于乐观了。在20世纪,知识分子前半世纪是启蒙的先锋,后半世纪则是愚昧的帮凶。知识分子如果在本世纪还要担负启蒙的责任,那必须自己先要消除愚昧,先要接受启蒙。对我自己来说,说假话是最痛苦和最耻辱的。文革中,我的剧本《边疆新苗》挨批,说违反“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宣扬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凶要我检讨,我起先想抗争,后来骨头软了,还是屈服了,写了假检讨,说了假话。当时内心极为痛苦。痛苦不是因为被迫检讨,而是假检讨、说假话。我痛苦得差点精神崩溃,精神分裂。从此我再也不这样了,绝不说假话,绝不假检讨。当然这很难做到,但我尽量做到。必要时可以让步妥协,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要保持原则,保持底线,不说假话。对于不同的观点,不接受没有关系,但是要听取。
 
8、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
 
9、写写电视剧,过一过有名有利的幸福日子。但一想到我只为自己活着,而且是苟活,就觉得自己可耻、可耻,非常可耻!即便只为家庭活着,也让我觉得极为不安。身为知识分子,多少还应该为民族、为大众活活吧?应该为提升民族的精神高度,为推动社会的民主进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我是个快乐的人。
 
10、中国话剧……从春柳社开始,当时的话剧由时代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发起,以一种外来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典型如《黑奴吁天录》。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戏曲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走了另一种路数——反映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反映社会问题,“戏剧为人生”的传统占了主导地位。……建国以后是离开戏剧艺术本质越来越远的一个时期,话剧基本成了党的宣传工具。根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所有文学艺术包括话剧,都被要求成为“螺丝钉”,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1949年以后,话剧是一个逐渐被工具化的过程。……能在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来的作品一定不是“遵命”文学。
 
11、80年代的话剧在总体水平上要远远超出过去70年,但却没有高峰,……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来话剧艺术一直处于“讲话的限制之内”有关系,即便思想相当解放的80年代也未完全摆脱“讲话”的束缚。
 
12、我曾多次去美国,和美国黑人、美国外交官、美国教授、中国留美学生交谈过。他们说感谢美国给了他们机会。我和一些并不喜欢美国的人也交谈过,他们说:虽然我不喜欢美国,但是让我重新再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美国。因为我安全,我自由,至少有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美国有缺点,这我就不说了,有点套话之嫌。说别的国家好,就一定要说它一些缺点,不如此就怕人说不爱国,这太没意思了。……建议你先到美国看看,不带成见地看一看。你一定会发现很多你不理解的,比如他的霸权,但也一定会发现让你惊喜的。
 
13、向国际接轨,你跟阿富汗接轨?跟第一世界接轨啊!WTO,为什么花了15年参加这样的组织?15年啊!哪样不被他们审查了?假如上个世纪令人瞩目的成就可以列列举很多,我认为加入WTO是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我们一直强调稳定稳定,加入了WTO之后,我们严格地遵守那些规矩去办事,能不稳定吗?
 
14、海派作家……需要一个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会有影响,其二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损伤,这样他们才"敢于"出头,"敢于"说点真话;否则便明哲保身,退避三舍。在某种情况之下,他们似乎也敢放言,比如在文人面前说说官府的腐败,也很激扬;在官府面前说说文人的异端,也无忌讳。……上海素称冒险家的乐园,但上海人只敢冒险做无本的生意,但绝不冒险做无利的买卖。这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包括文人。
 
15、我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个人一生能从事他最喜欢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
 
16、性格即命运。作家的性格决定着作品的命运。你的性格是怯懦的,你的意志是软弱的,你低三下四,你左右逢迎,你唯命是从,你讨好巴结,你怎么能够写出有尊严,有个性、有生命、有艺术的作品呢?不可能。
 
17、你是一个作家,你为权力写作,你就是为腐败服务,为愚蠢服务,为折腾服务,为残忍服务。如果你是被迫的,还情有可原;如果你是自觉的,那你怎能逃脱帮凶之责、贩毒之嫌?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权力是极权,是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是不由民主选举所赋予的极权。
 
18、当权力者不接受权力之外的监督和制衡时,它就立刻会变得毫无理智,毫无人性,如果你还想共享权力或者更迭权力,它就会变得疯狂,变得残忍,甚至动枪、动炮、动坦克,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19、权力使人残忍。所有的权力者都会被权力聚焦效应放大,而因此获得成就感或幸福感或快感这样的高峰体验。按照马斯洛的理论,这种高峰体验不会持久,更无法忍受它的消失,所以只有不断地攫取权力、使用权力、扩大权力,才能满足对权力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如同吸食*********。吸毒者为了获取毒品会丧尽天良,无所不用其极。
 
20、权力使人腐败。英国阿克顿爵士的「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已经成为政治常识,而且已经在当代中国被越演越烈的腐败所证明。中纪委、反贪局,反腐多年,破案无数,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你立案侦察,贪官就远逃国外;你实行双规,污吏就上下勾结。一两个贪污犯倒下去,千万个贪污犯站起来,越反越贪,恶性循环,前「腐」后继,奋勇向「钱」。这是因为权力不受监督,无法制约所致,因为贪污是和权力共生的,你怎么反?又怎么能反彻底!目前的反腐只是维持在百姓不至于造反而权力不至于失控的限度之内。有些地区完全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或者说是潜在的腐败分子在反已经暴露了的腐败分子。
 
21、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正在转型的国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从三十多年以前的以「文革」为登峰造极的极权社会在转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极权社会。但我喜欢把如今一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当代中国称之为前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不但好听一点,同时也表达我的善意和期待。
 
22、极权主义有三类:有种权主义,或者叫种族主义,比如以前的南非共和国;有神权主义,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党权主义,比如已经完蛋的纳粹德国和现今还在世袭着的金氏政权。一九九四年南非共和国经过民族和解终于放弃了种权主义,可喜可贺。如今世界上只有极个别的国家,还残存着神权主义和党权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
 
23、欣逢三中全会,让我脱胎换骨。那时国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艺流派,纷至沓来,相继涌入洞开的国门,什么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英国的荒诞剧,法国的新小说,加缪、卡夫卡,乔伊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村上春树……五光十色,令人惊艳!中国也相继出现了朦胧诗、裸体画、小剧场,恶搞片,还有“超级女声”歌唱,“芙蓉姐姐”跳舞,以及“下半身”写作。前年还诞生了梨花体诗,去年又出现了“山寨春晚”。争奇斗艳,炫目刺眼。……我对这一切都很理解,并不排斥,甚至还支持,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主义、流派、思潮、表现,这些诗歌、戏剧、舞蹈、视频和“草泥马”,都是对权力的蔑视,对权力的嘲弄,对权力的挑战,都是对权力的解构;使得权力者不安,使得权力者无奈,使得权力者惶恐,使得权力者愤怒。所以“山寨春晚”的出现,才使得“央视春晚”以及一些权力机构、权力官员,甚至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准权力者都如临大敌,加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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