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第二个百年的出发点

——第六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追述

诗酒自娱
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自2004年至今一共召开了6届,我一次不落,全都参加了。10月底刚刚落幕的第六届论坛正处于新诗年满百岁的节点上,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去抢占先机,这大概是所有纪念活动的最后一次吧?经过充分酝酿筹备,凸显后发优势,可谓精彩纷呈,亮点频出,使这一“压卷之作”具有很重的分量,值得大书特书。此时恰逢新诗第一个百年结束之际,不久以后,新诗就要踏上第二个百年的征途了。这次论坛正好成为新诗第二个百年的出发点。
在本届论坛,我很荣幸地在开幕式后做了主题发言,又担任了第6组点评人,也自始至终听完了专家学者们发表的所有意见(事后又浏览了提交了但未在会上发布的论文)。试凭我所得印象,所作思考,对一些突出的理论亮点做出归纳。
一、由论坛主席吕进教授所作题为《百年的祝福》的开幕词高屋建瓴,以“双轨发展”作为统摄全论坛的中心词。如朱光潜所言,“诗是有音律的纯文学”,新诗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就应该“确立诗之为诗的文体规范”,破除目前颇为盛行的“绝端自由”的错误观念、创作倾向,必须在新诗格律建设已有成绩的基础上,“推进自由体新诗与格律体新诗的双轨发展”。不谋而合,朱先树的论文题目是《自由体汉语新诗与格律体汉语新诗的双向发展》,一字之差,其义一也,重在“双”字,破除了废名那至今流毒犹在的“新诗是自由诗”谬论。开幕词还指出,目前有人宣称“现代格律诗已经失败”,是毫无依据,极不负责的。
二、《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并非虚名,组织者自有其全球视野,战略眼光。与往届一样,本届论坛也组织了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华文诗界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诗家参与研讨,共商新诗发展大计。他们介绍了各地新诗状况,也发表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令人开眼界、长见识。吕进开幕词宣称以“推动华文新诗的诗学建设”为论坛使命,就这样落到了实处。
三、我的大会主题发言题为《新诗百年:格律体新诗岂能缺席》,回答当然是:不能缺席!可喜的是,格律体新诗在本届论坛不但并未缺席,而且坐上了引人注目的席位。我这题目是有针对性的,为全文提炼的“内容提要”如下:“在纪念新诗百年的众声喧哗中,目前极少听到格律体新诗的声音。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极不公平的‘待遇’。事实上格律体新诗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走过了极为坎坷的道路,经过长时期的探索,已经在新诗格律建设上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同时在创作上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本文试图就此做一番论述,并展望她在新的百年中可能的发展,在整个中国诗歌版图中应有的位置。”这是从宏观的战略的高度立论,并有较为充分的论证。而王端诚的《中国古典诗艺对新诗格律创建的启示》、赵青山的《略谈新诗格律化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则从战术的层面予以呼应。上述“双轨”、“双向”说进一步肯定了“格律体新诗”这一术语的学术地位。顺便提及,自2005年“东方诗风”论坛倡用“格律体新诗”之名以代替“现代格律诗”以来,已经逐渐得到业界认同。而早自2009年起,中国新诗研究所创办的《诗学》年刊就开辟了《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已经发表了数十篇研究文章。
四、从忧患意识出发,不惮对新诗百年纪念活动中一味评功摆好,甚至塞入私货的乱象提出有力的批评。试举几例:
1、马启代秉持“为良心写作”的精神,对当下诗坛的“三化”(庸俗化、僵尸化、体制化)现象提出了尖锐的的批评,强调诗人必须坚持心中的底线。
2、蒋登科出于对新诗的热爱,不但不讳言新诗自身存在的问题,还义正辞严批评借纪念新诗百年以营私的现象:“趁着一次回顾和纪念的机会就想方设法让自己挤进‘大师’‘经典’的行列中去,那最多只是自作多情,自我陶醉而已,也是当下诗坛上的浮躁风气的一种直观体现。”针对一些人自封“经典”、妄称“经典”的丑态,唐德亮亮出“七性”说打破了他们的臆想,他认为经典诗作必须具有“影响性”、“时间性”、“艺术性”、“耐读性”、“创新性”、“共鸣性”与“接受性”这“七性”。(《论中国新诗经典如何认定》)
3、乔延凤指出:“中国新诗五四之后完全摆脱诗体约束,长期失范,以致非诗泛滥,失去了广大读者,被边缘化。”那么,“诗体建设被提上日程是十分自然的事。”“当前诗坛上,一些有相当知名度的诗人、诗评家,在金钱、权力的双重挤压下,对一些平庸之作、非诗加以吹捧,助长了庸诗、非诗泛滥;有的诗评家不能揭示诗歌的本质问题,只热衷于在词句、表达的‘洋化’‘新异’上做功夫,实在是末流小技。”(《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亟须形成共识的几个问题》)
五、对一些混淆不清的概念的辨析很有必要。例如:
1、新诗的“生日”
纪念新诗百年,当然必须弄清她诞生于何时。吕进在上述开幕词中明确指出:“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1期刊登的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九首诗,应该是公开发表的第一批中国新诗。此前的所谓“新诗”其实只是“尝试”用白话写的古体诗。”这就纠正了流行颇广的误判。
2、“白话”与“口语”、“白话诗”与“口语诗”
诗坛有人大肆提倡“口语诗”。对此,乔延凤指出,“白话”是相对于“文言”的概念,乃书面语言,口语就是日常人们口头所说的话;白话可以作为诗的语言载体,而口语必须经过提炼才能入诗。因此所谓“口语诗”的概念并不成立,提倡者犯了常识性错误。
3、同理,一些人往往在“白话诗”与“新诗”之间划等号,这也是常识性错误:白话诗古已有之,唐代就有著名的白话诗人王梵志呢;而新诗却是百年前文学革命的产物。
4、“近体诗”与“格律诗”
将此二者混为一谈,是一个常见的概念错误(即等同局部与总体),人们却每每视而不见,习焉不察。其实,中国古典诗歌都是格律诗,无非近体诗的格律要求更加严格而已。甚至有人为了“与传统接轨”,硬把近体诗形成之前的中国诗歌都说成“自由诗”,那更是莫名其妙。就连自由诗的祖师爷惠特曼也是19世纪才首创此体呢。
六、理直气壮的辩诬
长期以来,在诗界对于格律体新诗(即何其芳所称“现代格律诗”)存在诸多误解,有的甚至加诸恶谥,在这次论坛的发言中也做到还其清白。例如:
1、前举“失败”论。难道是因为有人宣称整个新诗“失败”而将此荆冠转嫁给格律体新诗吗?无非目前格律体新诗尚未与自由诗平起平坐,处于劣势嘛,何“失败”之有?
2、格律“镣铐”乎?闻一多引用过一个比喻,说写诗得“戴着镣铐跳舞”,一些人竟以为抓住了反对新诗格律建设的口实,加以嘲笑。他们连修辞学中的比喻都不懂,居然把喻体等同于主体,还自以为高明。这次,陆正兰教授发言中竟对“戴着音乐的镣铐跳舞”予以肯定,不知这些人又将作何感想?
3、人们反对新诗格律建设,往往祭出“形式主义”的法宝,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将其置于死地。殊不知注重形式与“形式主义”根本就是两码事,那样做省事倒是省事,其实无济于事,适见其无能而已。本次论坛中许多学者没有对新诗形式望而却步,足见这一法宝已经不灵,可以休矣!
4、“设计”论,即诬指探讨新诗格律是凭空设计,闭门造车,也是反对新诗格律建设的又一常用法宝,在本次论坛中同样显得苍白无力。一些论者指出,格律体新诗已有的成就,其初步形成的模式、格局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归纳总结而得的成果,与实践互动促进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七、颇多新见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试举几例:
1、半格律诗的意义
梁志宏的论文《现代汉语半格律诗浅论》对半格律诗做了认真的探讨,并且提出了几个形式要点。本来半格律诗的提法人们并不陌生,而且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人们执念于自由诗、格律诗之争而遭到忽视。其实在新诗中,自由诗与格律诗二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块版图,其间还有一个较为广阔的非此非彼、似此似彼的中间地带,那就是半格律诗(或曰半自由诗)。在1950年代,虽然何其芳倡导格律体新诗半途而返,影响所及,却形成了一种使用甚广的半格律诗体,其特点是每行字数相差不大、四行一节、偶行押韵。这种诗便于朗诵,颇受欢迎。而梁志宏自己就长期尝试一种半格律的12行诗,收获甚丰。这样的诗写惯了,进一步在格律上严格要求,向格律诗方向发展是很便捷的路径。
2、“诗言志”与“诗言体”
本来“诗言志”是孔子的名言,“诗言体”是吕进强调诗的文体意识的观点,都已经不算新鲜了。而钱志富把二者密切联系起来,论述其不可分割的关系,鲜活生动,颇见其智慧:“‘诗言志’当然没有错,然而,如果没有‘诗言体’,就只对了一半,诗歌创作者当然首先得有可以对世人言说的‘志’,然而藏在诗人心底的‘志’如果找不到‘体’,那‘志’就没有生命和灵魂,换句话说,只有‘体’才能给‘志’发放准生证。”钱志富把再普通不过的“得体”一词赋予了诗学意义,实在高明。钱氏还举出一些诗例,指出“得体”之诗的妙处,对那些不"得体”的作品也不吝诛伐之语:“有的诗人写出的只是段子,甚至黄段子。诗歌写作沦落为讲笑话。伊沙等就是这样的诗人。笔者看到一些写微型诗的诗人,无论什么题材都只能写成微型诗,实在是削足适履的做法。”
3、迈出回归音乐性的步履
在我任点评人的第六组,有三篇有关音乐文学(主要是歌词)的论(陆正兰《论当代歌词的叙述转向》、毛翰《多少名歌需要改换歌词》、童龙超《赵元任的【新诗歌集】与新诗的音乐化探索》),这充分显示了论坛对音乐文学的重视。在新诗历史上,戴望舒“去音乐化”的观点也与“新诗是自由诗”一样,起到极大的误导作用,为害不浅,流毒至今。如今对音乐文学的重视,恰好就是拨乱反正,要使新诗对音乐认祖归宗,找回遗失的音乐基因,迈出回归音乐性的步履,善莫大焉,功莫大焉。陆正兰不无自豪地说,他们几位是走在了音乐文学研究的前沿。信然!要拓宽新诗的传播途径,投奔音乐的怀抱,走与音乐结合的道路不失为一种上佳之选。赵元任为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他》一诗作曲,至今已成经典,传唱不衰,就是成功的典范。
4、“反转”之说引人深思
资深诗评家袁宗岳的大会主题发言《旧体诗词的现代走向》一文说:“一百年前,一直占据正统高位的旧体诗词在与崛起不久的新诗较量中,处于下风,被无奈地拉下文坛。谁知一百年后,那始终在文坛边缘徘徊踯躅的旧体诗词,竟然一下子如浪扑沙滩地卷土重来,气势并不亚于当年新诗之崛起。”袁先生将此现象称之为“反转”,准确,生动,妙哉!至于原因,他指出,当年新诗的崛起于而今诗词的反转都归因于“时也势也”,非人力可为,亦应为不刊之论。那么,诗词的复兴于雄辩地彰显诗词这种古老格律诗体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之外,还能给诸病缠身,需要振衰起弊的新诗以什么启示呢?难道不值得至今对此视而不见、讳疾忌医的衮衮诸公认真反省吗?顺便补充一个事实:这样的“反转”在1031——1945的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有过一次精彩的预演了:吕进等著的《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一书设有专章回顾这一曾被遮蔽的史实。
5、外国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卞之琳在那篇著名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中认为外国诗歌翻译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是“功罪参半”。熊辉的论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深入的研究,得出结论:“诗歌形式翻译的难度、时代语境和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诉求决定了外国诗歌形式误译的产生;而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与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二者相互之间会产生积极的触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前者对后者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如何处理好诗歌翻译过程中的形式问题,不仅关涉译诗的质量和形式艺术,也关涉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即形式的误译是必然的,其对中国新诗形式的建构产生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在我看来,这种误译的产生自有其必然的原因,对于中国新诗的形式以自由诗为主的态势该负一定的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误译对新诗文体建设产生的误导则必须检讨,而且要采用以格律译格律的正确方法予以纠正、弥补。格律体新诗业已取得的成就能够对此提供技艺的支撑。卞之琳先生所云译诗艺术的成年,就是对一批优秀的翻译家采用已经初步成型的新诗格律翻译外国格律诗的肯定。惜乎在译诗界这种正确、先进的译法至今还没有形成主流。我希望并相信今后会出现格律体新诗与格律体译诗交相辉映的美好局面。
趁热打铁,就我个人的体悟,对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做了如上梳理,远远不足以全面总结本届论坛的成就。好在论文将结集出版,这笔财富将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借此机会对论坛的东道主——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共襄盛举的诗学名家们致意,祝你们在新诗的有一个百年中一如既往为我们共同热爱的新诗殚精竭虑,为她做出更多的贡献。
 
(发表于 中国诗歌流派-论坛-诗歌评论,2019-1-29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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